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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曾经在黑龙江逊克松树沟下乡的插友,我们一直纠结着那块留驻人生最宝贵年华的土地,我们非常珍视那个年月彼此间结下的真挚友谊。如今,行将进入老年时代的我们,共同相聚在这里,期望能很好延续黑土地上的那份深情和厚谊,共同迎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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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的微生物学人生  

2013-11-22 12:35:44|  分类: 知青杰出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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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6,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市青年运动史研究会、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联合主办了一场名为《知青梦与中国梦》的报告会,邀请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原黑龙江兵团知青俞立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安徽蒙城插队知青赵国屏,上海市劳动模范、原崇明农场知青吕焕皋,资深投资专家、原黑龙江逊克插队知青刘龙九,演讲当年下乡怀揣梦想和回城后的大学梦、健康梦、博物馆梦及第二故乡发展梦。

参加此次报告会的松树沟五三知青柳蕊华说:赵国屏题为《蒙城岁月青春梦、蹉跎人生求知梦、美好乡村事业梦》的演讲很精彩,他把演讲的提纲和要点用投影机放映在银幕上,我把它拍摄下来了,虽说有些模糊,但也能看看。现将柳蕊华拍摄的那些照片贴上。为了让大家对赵国屏有更深入的了解,特将《科学时报》上一篇介绍他的文章附上,同时也让大家对赵国屏和俞自由这对知青伉俪有进一步的了解。

————编者

赵国屏的微生物学人生 - 松树沟人 - 松树沟插友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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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的微生物学人生

本报记者 龙九尊

1969年,冬天,安徽异常寒冷。一伙上海来的年轻人走出蚌埠火车站。一位摄影师突发奇想,决定要为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留下一点纪念。

面对陌生的土地和未来,这伙年轻人高举手臂,吵吵闹闹,高兴而盲目。摄影师把镜头对准站在毛主席大画像左下方的小伙子。他短头发,短胡须,高举着左手,表情生动而热烈。

就这样,这一瞬间被拍了下来。这位单纯而稚气的青年尔后成为一名科学家:著名微生物学家、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国屏。

胎贱须得求换骨

“生于盛世书香家,胎贱须得求换骨。”15年后,赵国屏在给妻子俞自由的一首诗里袒露了当年去农村的心迹。这首长达46句的近体诗里,这句诗正好可作为纷纭时局的注脚。

赵国屏的确出身书香世家。乃父赵祖康为著名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青年时期即认为“开边须筑路,救国仗书生”。母亲张家惠主演赵祖康编写的话剧后陷入恋爱,后结为伉俪,并育有三女二男。赵国屏是最小的孩子,姐姐哥哥们分别是北大、清华、同济的学生。

1948年,43岁的张家惠生下赵国屏。 19495月,风雨飘摇之际,赵祖康仍出任了7天的国民党政权的上海代市长。有史家认为,赵祖康的这一行动对维持社会的治安、保护人民财产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过,在尔后刚刚建立的新政权下,赵祖康要做的工作是“改造自己”。

这对年幼的赵国屏也产生了影响。这个经常在小院子里玩着花花草草的小男孩,在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就在本子里写下“改造自己”的字句,以至于老师将此事惊讶地告诉赵的母亲。

不管如何,赵国屏认为自己受到的教育很正宗,“家庭教育、书本教育、社会教育这三者之间是一致的”。也许基于这一背景,赵国屏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老式的人”。

正如书中所说,每个人物都有一个偶然而决定一生的开端。《科学画报》的一篇文章则决定了赵国屏未来的大走向。

这是一篇从DNA双螺旋结构讲起,最后讲到病毒的文章。病毒是“出于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边界”这一描述让刚进初中的赵国屏非常着迷,他下决心报考北大生物系。听闻农村落后景象之后,赵国屏更是“想学好生物之后要改变农村”。

不过命运却让他走上另一条道路。1969年,20岁的赵国屏被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卷走,一头扎入安徽蒙城的怀抱,开始了10年插队生涯。

那一年安徽奇冷,有时达到零下23度。他们住在泥房子里,风呼呼直往门里灌。最为苦恼的是有米也没有柴火来做饭,他们只能用玉米棒子芯当柴火,每家一天只能煮两餐饭。

而晚餐一般都下午四五点吃完,知识青年们还要吹吹牛,聊聊天,到晚上10点多的时候,他们开始体会到了什么叫肚子饿,什么叫饥寒交迫。

一个镜头捕捉到了赵国屏当年工作的一个瞬间。一天,赵祖康走过一家照相馆时看到一张照片,就对里边人说:照片里这个人是我儿子。于是他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赵祖康。照片中的赵国屏正在和一个队员做棉花套种。

彼时赵国屏也开始经历曼妙的爱情。俞自由,他未来的妻子,从女知青当上蒙城县委副书记。

长达10年的下乡生涯中,赵国屏经历了各种磨难锻炼,也从毛头小伙成长为大队书记。他带领队员育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为富饶之地。这10年中,尽管有时难免期期艾艾,不过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充盈着他。

他写的一首《天净沙·晨兴》可以窥见当时的心境。一天早上,赵国屏对着破曙的霞光写下:“蓝天黄土红霞,金桥绿水青纱,大道东风骏马,旭日东升,壮士乐在天涯。”这和词人马致远《天净沙·秋思》“断肠人在天涯”旨趣截然相反。

若干年后,赵国屏回忆这段生涯时觉得不管做什么,碰到了坎一定要咬牙迈过去。“对科学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一生负责” 的责任心贯穿始终。

而立之年当学童

10年过去,时间到了1978年,赵国屏开始步入而立之年,但此时似乎什么都没有立起来。不过这一年中国恢复了高考,赵国屏决定读大学去。

但在填报志愿时,赵国屏并没有选择北大生物系。他填了一份让人难以理解的志愿表:第一志愿上海师范大学,第二志愿复旦大学。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到底什么意思?”俞自由看了这份志愿表后连问赵国屏。支吾了半天的赵国屏终于回答:“我想去复旦,但是怕考不上,我只是想告诉人家我是想报考复旦的。”这让俞自由哭笑不得。

最终,赵国屏进入复旦生物系。当时和赵国屏一起进入复旦生物系的还有贺福初、毛裕民等人,不过并不和赵国屏同班。像赵国屏这样年纪稍微大些,或者年纪小但成绩不太好的则分在微生物班。

复旦特别强调基础教育。赵国屏不得不死死记住那些无聊的诸如真菌分类之类的东西,有时在公共汽车上还得背诵20个氨基酸的名称。大学四年是赵国屏勤学苦练的四年。

1982年,临近毕业,赵国屏又面临一次抉择。当时他以学生身份成了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学校希望他留下来,给他科研和行政的“双肩挑”。不过赵国屏决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生所读硕士研究生。

1983年,赵国屏获得上海植生所推荐,顺利通过了CUSBEA的笔试和面试,远赴美国普度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开始了留学之路。这意味着和俞自由要离别了。

普度大学教授调侃说,普度招的是二流的学生,但要把你们培养成一流的学生,因此普度学习生涯非常艰苦,以至于有一年赵国屏竟像个孩子一样期盼学校会因天冷而取消考试。

这一时期,赵国屏和俞自由隔着太平洋互诉衷肠。1984年圣诞节夜晚,同室呼呼大睡,赵国屏却百感交集,他索性起来给俞自由写诗。这首长达46行的诗里,赵国屏将身世之感、际遇之惑、人情之困和盘托出。

“一别匆匆又经年,万语欲倾反无言。”赵国屏想起了已到风烛之年的二老,也挂念起远在天长县当副县长的俞自由。

彼时俞自由正为天长县的发展挖空心思。她赴任后第一件事是召集四大班子,给他们念秦朝政治家李斯的《谏逐客书》。随后当地官方开始四处出动,延揽人才发展经济。

对远在海外的赵国屏,俞自由的思念中也夹杂着女人的幽怨。

“人生青春有几何?”“何事重利轻离别?”“别后难得报安书,无情漫道无空闲!”这些的埋怨心绪不时出现在写给赵国屏的诗中。

赵国屏对此徐徐袒露自己的心迹。他说自己“生于盛世书香家,胎贱须得求换骨”,但是“十年改造功不成,一旦文革作粪土”。写着写着,赵国屏悲从中来,“也或愚忠生悲歌,而立之年当学童……立业成家两全事,为何于我独不成!”

对于俞自由的埋怨,赵国屏相信这只是女人思念到了极致而说的负气话。所以,他一边自解一边劝慰地说:“恨我薄情凭君怨,知吾重义亦唯侬。但须情义两相通,地久天长会重逢。霜雪更比青丝美,相知相爱乐无穷。”

1985年,俞自由也来到了普度大学攻读农经,两人一起开始了校园生活。1990年,赵国屏获得普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俞自由获得普度大学农经博士学位。

老根新芽发何迟?

1992年,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两人思忖再三,决定回国。

“我40多岁了,还没有侍奉过二老,我爸爸身体也不好,我总不能在他最后的年代还留在美国吧。”赵国屏说,“再则为了我太太,她学的东西回来有用。我这么大了,在美国再奔波也不会弄出多大成绩,回去再不行也能为国家做点事情。”

回到上海的赵国屏在上海Promega(普罗麦克)公司当生产经理,两年之后产品开始赚钱。1995年,赵国屏回到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导师的实验室。

不过实验室艰苦的程度超乎想象。由于没有空调,冬天冷得没法做实验,而夏天则热得没法做实验。食堂更是差得一塌糊涂,学生们都在实验室里做饭。学生甚至开玩笑说:“我们的实验记录要写每天做什么饭,因为味道对我们实验记录有影响。”

赵国屏开始对实验室进行改造。一年之后,他们就拿到了三个大项目。

199810月,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时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国屏出任理事。此刻,国际上基因组学来势汹涌,席卷全球。

赵国屏“知天命”般选择了拓展新领域。从1998年开始做基因测序,做到了2001年。在中国融入国际人类基因组学革命潮流中,赵国屏迎来了科研的丰收。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Nature杂志发表他和研究团队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克隆家族性白内障基因的成果时配发了评论说,定位克隆已经不再是西方科学家的专利。这句话让赵国屏异常感慨。

人类基因组的事情是赵国屏50岁后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则是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此时赵国屏已经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副院长,他主导思想是不去重复别人已经做的事情,而是做别人未做的事情,也去“互补”别人做的事情。最终,在浦东建立了一个从基因组到新药研发的体系。

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赵国屏积极倡导微生物基因组的工作。他在钩端螺旋体基因组序列测序和功能研究、SARS冠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和进化的研究、日本血吸虫基因组测序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西班牙病毒协会的一位理事长对他说:你知道吧,你的一篇Science文章我读了25遍,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把一篇文章读过这么多遍。

2005年,赵国屏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国,这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意味着曾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

回顾此前60多年的生涯,赵国屏读起了此前写的一段文字:过去30年,我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成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热爱生命科学,热爱中国人民之心不改;我也始终享受从事生命科学研究,服务中国人民的幸福。

尽管眼前的赵国屏精神饱满,语言之间却难掩老年特有的孤独:“不管怎么说,世界是要前进的,人总是要老的,我这两年经历了很多生与死。”

妻子俞自由去年去世了,他们也没有孩子。赵国屏常常想着俞自由写的诗句,他非常喜欢俞自由写的《破藤椅》——和自己坐了20多年的椅子离别时,俞自由写到:

让我在你柔软的怀抱里,作最后一次的休息,合眼把往事回忆……

 

     ——引自2011418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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