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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曾经在黑龙江逊克松树沟下乡的插友,我们一直纠结着那块留驻人生最宝贵年华的土地,我们非常珍视那个年月彼此间结下的真挚友谊。如今,行将进入老年时代的我们,共同相聚在这里,期望能很好延续黑土地上的那份深情和厚谊,共同迎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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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冒险保住傅雷的骨灰  

2013-11-08 10:10:47|  分类: 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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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冒险保住傅雷的骨灰


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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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朱梅馥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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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朱梅馥夫妇骨灰安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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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儿子傅聪、傅敏等参加骨灰安葬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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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此文的《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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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燕赠叶永烈书法作品


20131027,为了纪念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诞辰105周年、夫人朱梅馥100周年,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举行傅雷、朱梅馥骨灰安葬仪式。傅雷的长子、著名钢琴家傅聪和次子傅敏出席了仪式。墓碑上刻着傅雷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傅雷夫妇在风雨如晦的196793日凌晨双双愤然离世。当时,傅聪在英国,傅敏在北京被打入牛棚,身蒙恶名的傅雷夫妇的骨灰是不可能保存下来的。一位戴大口罩的姑娘,冒充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勇敢地挺身而出,保留了傅雷夫妇的骨灰…… 傅雷夫妇只认过钢琴家牛恩德作为干女儿,可是她远在美国。此外,傅雷夫妇从未收过什么干女儿! 这个干女儿究竟是谁?


听说傅雷夫妇弃世,她睁大了双眼


1984121日,在上海一条狭窄的弄堂里,我找到了她的家。


她不在家。在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个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


“她喜欢画画?”


“是的,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从小教她画画。”


如今,她的父亲已故去了,她跟母亲以及妹妹住在这小小的屋子里。


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一个40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进来了。哦,正是她!


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这样年龄的上海妇女,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以为那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我再三诚恳地希望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


她想了一下,又补充一个“条件”,即关于她的文章,不要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


她用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很有层次地回溯往事。有时,她中断叙述,陷入沉思,可以看出她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


19669月初,27岁的她,酷爱音乐,正在她的钢琴老师家学习弹琴。钢琴老师是傅聪的同学,而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所以她们关注来自傅聪家的消息是理所当然的。钢琴老师的女儿告诉她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傅聪的父母——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什么?”她睁大了眼睛,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问谁能够出面去认领傅雷夫妇的骨灰?被告知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


傅雷夫妇的两个儿子都不在上海,无法认领骨灰


她跟傅家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毫无瓜葛。她是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这些译著中,认识傅雷的。她非常敬佩这位翻译家流畅而老辣的译笔和深厚的文学根底。不过,她从未见过傅雷。


她倒见过傅聪一面。那是傅聪在获得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奖之后,1956年,在上海美琪电影院举行钢琴独奏会。她当时是上海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由于喜欢钢琴,买了票。傅雷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遭到“批判”,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他的长子、钢琴家傅聪正在波兰留学,闻噩讯出走英国。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傅雷便在劫难逃。


“那时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她的钢琴老师的女儿继续说道,“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听说,傅雷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于是,她想去傅雷家看看,仔细了解一下傅雷夫妇自杀的真实情况。


她的钢琴老师告诉她,傅雷家在上海愚园路女钢琴家顾圣婴所住的宏业花园后面。当时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向傅雷家的邻居打听,得知傅雷保姆周菊娣就在附近一家帮佣,于是她找到了周菊娣。


她从周菊娣嘴里得知,傅雷夫妇死后,在西宝兴路火葬场(原万国殡仪馆)火化。周菊娣说,“傅家属于黑五类,又是自杀的,死了不准留骨灰”!她听了之后很着急,她想,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她向周菊娣询问傅雷亲属的地址,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傅仪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姑母家中。她问起傅雷亲属之中,谁能够出面去认领傅雷夫妇的骨灰?傅雷姑母说,傅雷次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除了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之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在上海。


这些话,这些消息,使她坐立不安,夜不能寐。


戴上口罩开始秘密行动


一种正义之感,一种对傅家厄运的不平之情,驱使她这个弱女子,勇敢地挺身而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行动——这一切,当时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


她戴上了大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开始行动。她深知在那阴暗的年月,万一被人认出,将会意味着什么。


她出现在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自称是傅雷的“寄女”——“干女儿”,无论如何要求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她说得那么恳切,终于打动了那儿工作人员的心。要留骨灰,就得买骨灰盒。当时的她,还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是在家跟父亲学画、做父亲的助手而已,哪有多余的钱?


她从殡仪馆登记本上查到傅聪舅舅朱人秀的名字以及地址。


朱人秀是傅雷妻子朱梅馥的胞兄,是除了傅聪、傅敏之外,跟傅雷夫妇关系最亲的亲属,所以傅雷夫妇的后事由他料理。朱人秀在1949年前便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某局领导。在那个年代,朱人秀不便出面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


她给朱人秀去了一封信,说明了情况,与他约定见面时间。信末,只留一个“高”字。其实,她并不姓高,只是她的姓在上海话中与“高”相近。


她戴着大口罩,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傅聪舅舅朱人秀的家。


后来,当笔者在采访朱人秀时,问及她来朱家的情形。朱人秀回忆说,她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说明来意。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朱人秀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而且又从未谋面,与傅家非亲非戚,有点不放心。于是,朱人秀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他陪着“高”姑娘前往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在买好骨灰盒、领取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放进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大塑料口袋里,带回自己家中,暂且先保存起来。


她则回忆说,“进了火葬场,办理手续的不是我,是张廷骝。我不是人家的亲故,托词‘寄女’,是我为了要办这件事,不得不这样,否则事情无法展开”。


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一起把傅雷夫妇的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就这样,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一位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含冤而死,却被一个忠诚的读者,冒着生命危险,把骨灰保存下来了。


她默默地、神秘地办完了那一切,她的心也感到宽慰。



写信反映傅雷受迫害的情况


朱人秀告诉笔者,1979年上海要为傅雷夫妇平反、举行追悼会的时候,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他派女儿和姓涂的亲友一起到了永安公墓,竟然没有找到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他们非常着急。一问,才知道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安放在永安公墓之后,多年来没有人来祭扫,也没有交管理费,按照规定要“处理”掉。毕竟天下的好人多。永安公墓一位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当时从“高”姑娘口中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没有“处理”掉,而是转送到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傅家亲属在那位管理员的陪同之下,在上海远郊的青浦找到了傅雷夫妇的骨灰盒……


据她说,当时是在公墓一位工作人员床底下找到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的,看来是有人有意识放那里的。这表明天底下毕竟还是好人多。


朱人秀回忆说,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高”姑娘。


在这位“高”姑娘看来,她为傅雷夫妇保存骨灰,是一件“次要的事”。她以为最重要的事,是向中共中央反映傅雷夫妇蒙冤之事。苦苦思索多日,她终于写了一封信,寄给周恩来总理,如实反映了傅雷受迫害的情况。信中还提及了傅雷临终说的话——他至死还申明自己是爱国的!


她担心这封信不一定会寄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未在信末署名。


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这封信没有寄出上海,落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当成一桩“大案”,进行追查。她的字写得那么漂亮,看得出是颇有文化修养的。信中又谈到傅雷遗书,于是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便怀疑写信者是傅雷亲属。他们从傅聪舅舅朱人秀那里查到了那封只署有一个“高”字的信,笔迹相同,一下子又与“骨灰事件”联系起来了。


不过,当时就连傅聪舅舅,也不知道她是何许人。


上海市公安局造反派对这桩“大案”紧追不舍,查找傅雷的其他亲属。她曾与傅雷的姑母傅仪偶然说起,她的钢琴老师就住在傅雷的姑母家附近。就凭这句话,公安人员追查到她的钢琴老师那儿,终于知道了她的地址……


她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你是‘现行反革命’!


她刚从外边回来,踏进家门,看到屋里坐着三个陌生的男人,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她。


她一下子便意识到:出事了。


果然不错。来人用命令式的口气,要她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走。


趁拿毛巾、牙刷之际,母亲压低声音对她说了一句:“他们说你是‘现行反革命’!


她“有幸”坐上了轿车被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当时朱人秀在那里工作,也遭审查,所以由该厂造反派审讯她),关在一个单间里。从窗口望出去,连对面屋顶上,也有人监视着她!


第二天,上海正泰橡胶厂的造反派开始审讯她。窗外,围观的人好几层。审问时,并未过多地盘问她的经历——也许他们早已“调查”了。审问者反复追问她的动机。


“你为什么替右派分子傅雷鸣冤叫屈?”审讯者问道。


前几年,报纸上不是登过给傅雷摘帽的消息吗?他已经不是‘右派分子’了!”她答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等傅聪回来拜谢吗?”那人又问。


“照你看,现在这种样子,傅聪有可能回来吗?敢回来吗?”她反问道。


那人被问得哑口无言。


她后来在1985819日给我的信中写及:


说实话,我当初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傅聪与我何干?我不留名的目的,就是永远、永远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的真名。如果不是写信告到中央出了事追查下来,单单凭我给朱人秀写信劝他取灰这一点,直到今天他们都无法找到我的。再说一个人,要做这么一件事先知道有杀身之祸的事,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问了一阵子,抓不到什么把柄。审讯不了了之。


大概是那些爪牙们查来查去,查不出这个青年女子有什么政治背景,这个小女子背后确实无人“指使”,这才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不得不把她放了。


回到家里,父母问她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她如实说了一切。父亲听罢,没有半句责难,反而说她做得对。


19669月起,直到1976年剿灭“四害”止,她在不安之中度过了九个春秋。有几次,户籍警来查户口,曾使她受惊不已。她的精神上,一直承受着无形的压力。“现行反革命”这帽子,仿佛随时都可能朝她头上飞来……


1972年,父亲病故,她走出家庭,由于有过“现行反革命”嫌疑,她只能在里弄生产组工作——这是她第一次从家庭步入社会,已经33岁了。


她告诉我,当时她一天的工资,最初是三角、四角,后来是八角、九角。


那“现行反革命”的可怕名声耗尽她的青春,她自知这一生“要苦到底了”……


“我心透明,容不得半点沙子”


她拒绝写黑材料揭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俄语女教师柴慧敏,她也因此受到冲击。因此,她理所当然打心底里非常同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傅雷的悲惨命运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傅家的灾难。


何必说谢!何足道谢!


她说起难忘的1979426日早上。


那时,她在上海静安区布置一个展览会。早上,她到食堂吃早饭,桌上有一份当天的《解放日报》。她拿起报纸一看,报上登着消息:傅雷平反,今天上午开追悼会!


她说,当时她整个人就像在半空中落到地上,终于脚踩实地!她松了一口气,心中的一块巨石落地了!多年的精神包袱,彻底地抛掉了。这种感觉,不是当事人,没有亲身经历,是无法体会的。


傅聪真的回来了!他四处打听才打听到她的地址,托亲友向她表示深切的谢意。她却淡淡地说:“何必说谢!何足道谢!


令我感动的是,她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退避三舍,淡然处之。在物欲横流的今日,她安心于过着简朴的日子,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她为傅雷伸张正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一生的幸福。


她以为,她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做了一件很平常的事而已。她说:如果她当时不写那封为傅雷鸣冤的信,也许她不会“暴露”,傅聪、傅敏也就永远不知道她是何许人。她本来就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所以做那件事只不过因为她深深地敬重人民的翻译家——傅雷!


她在2004629日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不愿人们知道我的姓名,是我在傅雷这件事上的一贯宗旨,我自己也确确实实做到了这一点。直到现在,我仍有大部分亲戚朋友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亲口向他人述说。如果有人当面问起我,直接点到这件事,那么我是没有必要隐瞒的,但我至今没有为自己主动宣传过;相反,在公开场合人多的情况下,如有人提及此事,我一定会加以拦阻,不让人们说下去。


她还说,傅家的声望今非昔比,但是毫无必要把她的名字与傅家联系在一起。她仍是普普通通的她,一个平平常常的女读者而已。


“立场不稳,思想右倾”


她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年月,敢于冒险,为“右派分子”傅雷仗义执言?


树有根,水有源。她对于“右派分子”,有着深切的同情,跟她颇为坎坷的经历紧紧相关。


她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读书,凭她门门优秀的成绩,步入大学校门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就在她即将高中毕业的1958年,她拒绝写黑材料揭发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俄语女教师柴慧敏,她也因此受到冲击。“在我毕业鉴定书上有这么八个字:‘立场不稳,思想右倾’……上述这八个字,再加上一个‘政治品德鉴定等级——差等’,在当时,没有哪家大学敢收我,也没有哪家单位能容纳我去工作。”一个尚未走上社会的中学生,就这样被弃之于社会之外,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了一切出路,只能待在家里。一待就是15年!


年纪轻轻的她有过这番冰寒彻骨的经历,她理所当然打心底里非常同情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傅雷的悲惨命运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傅家的灾难。


她常常说,如果1958年她违心写了“揭发材料”,她可能早就跨入大学的校门。但是那样做的话,她的内心永远不会得到安宁的。十年浩劫中,父亲因历史问题,也受到猛烈的冲击,在1972年离世。


她体弱多病,一直未婚。


她爱文学,爱书法,爱绘画,爱音乐,爱生活。然而她是一个恬淡的人、自洁的人,于人无所求,于己无所欲。


临别,她用这样的话,诚挚地对我说:“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请不要透露我的姓名,我淡于虚荣!


平静、平凡、平淡的生活


很抱歉!我还是要说出这位勇敢女性的名字。她叫江小燕,她当年的所为,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见义勇为”。然而,这“见义勇为”,对于一个纤纤弱女子而言是太不容易了。无权无势、无名无利的她,至今独身。退休多年的她,在上海过着平静、平凡、平淡的生活。绘画、书法、诗词、音乐使她的精神世界格外充实。


在这里我披露她在19891123日应我之约写的一份自述,内中写及: 或问:“受累如此,若悔之乎?”余曰:“为持正道不愿诬人而致困顿三十一载,其间虽抑然、茫然,背人潸然者难以言表;然余深心宁然、净然,此万金所难得,则何悔之有?君不闻:“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宁然、净然”,正是江小燕心灵的写照。“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凡女子有着不平凡的胸襟、纯洁的灵魂,江小燕为华夏大地增添了动人春色。


20047月,江小燕赠我横幅,写着:


得意淡然


失意泰然


自处超然


群处蔼然


我想,这既是她给我的赠言,也是她自己处世的格言。


如今的她,七十有四,单身居住在上海远郊,过着与人无争、与世无争的平静、平凡、平淡的生活。


 


————引自叶永烈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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