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曾经在黑龙江逊克松树沟下乡的插友,我们一直纠结着那块留驻人生最宝贵年华的土地,我们非常珍视那个年月彼此间结下的真挚友谊。如今,行将进入老年时代的我们,共同相聚在这里,期望能很好延续黑土地上的那份深情和厚谊,共同迎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看到你9月4日的来信，感到苦闷减去了一半。
反复看了好几遍，总觉得看不够。
这天，又有人来探我的想法，先问我关于你高考的事。
我说：“考是考得进的，但不知是什么大学，很可能考在本省。我不管他考在什么地方，都要等他的。”
又问：“你去过他家里吗？”
我说：“他父母不同意，我也无法去，不过他本人是同意的。”
以后，这个人她就再也不来了。
还有一件怪事，有人竟然到我家找我母亲，对我母亲大讲特讲她儿子怎么怎么好。
然后，她又要对我讲她这个儿子。我对她说我有事，就走了。
我现在在学日语，你回来时，把那本《青年百学丛书》带回来，我也准备学点数学。病退回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靠自己的本事，所以我准备下功夫学点文化吧。
1978年9月13日 上海
今天接到你13日写的信，你对我挂念的事作了回答，我很高兴。
不知怎么搞的，我对那些劝你的人都有一种对立的情绪，我对自己说：这种情绪没有必要。但我却抑制不住这种情绪。
当看到你回绝了他们时，我的这种情绪才得到了释放。
想起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恋爱过程，从农村工作时的默契，到你傻乎乎地听我讲故事；在听到父母不同意的消息后你哭红的眼睛，到我们因为高考和病退而无奈的分别……在爱情方面我们懂得很少，却彼此得到了很多。
记得有一次乘长途车去西岗子，停在一个叫“革命村”的屯子前时，上来了几个上海女知青。
车上人不多，全是老乡，包括我，穿得像东北人，而且长得也像东北人。
上海女知青毫无顾忌地用上海话在车上聊起天来。
甲：“有一个上海知青看中我了，但伊是个插队的，格奈能好嫁拨伊呀，我格40多块工钿将来不是要全部贴拨伊啦？”
一听就知道，她们是在农场拿工资的知青。
乙附和道：“尽管全是上海人，但是到啥格层次就是啥个层次的眼界，我情愿以后寻一个跷脚麻皮，也不会嫁拨一个拿工分的插队知青。”
如果把下乡知青也分成几个层次的话，像我们这样插队的知青，在她们眼里就是最低的层次。
古人云：“后生可畏”。年轻人身份如何并不重要，只要文化和道德的底蕴在，将来的变数是难以估量的。那几个女知青又哪里会懂得？
所以，听说你在上海学习文化，我很支持。你在搞科研时本身就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为我这个当队长的如何种地提供了很多数据，相信你在上海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雨水刚洗过玻璃，我透过水灵灵的玻璃，看到了一片晚霞，火红的。
金黄的太阳落在远处的山背上，万道金光映红了半边天，一朵朵云儿烧红了，像火苗一样，迎着太阳飞去。
这幅画那么清晰，那么宽阔，竟使我“走”了进去，这是大学生活在召唤我吗？
痴痴地望着，天就渐渐地暗了下来。
男知青的两幢房里，只剩下我一个和谢华民一个。每天晚上，谢华民会都来我的这幢房里，喝一会儿茶，聊一会儿天。然后，他踩着月色回去，用木杠把门顶上睡觉。
他说，人都走光了，寂静得有点可怕。
我却是对怕没有了感觉，等他走了后，就一个人静静地躺着看书。
门是虚掩的，在睡梦中，恍恍惚惚地听到门在风中的晃动声，使我还能感觉到这世界的动静和真实。
还有两三天，录取通知书就要下来，那时我就要动身去大学报到了。
我和你在农村的通信从此结束，到大学里我会把新的地址告诉你，你别再往生产队写信了。
1978年9月20日 瑷珲
我们的知青点，摄于1972年。
27年以后荒芜的知青点，摄于1999年。
————引自七里夫子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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