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曾经在黑龙江逊克松树沟下乡的插友,我们一直纠结着那块留驻人生最宝贵年华的土地,我们非常珍视那个年月彼此间结下的真挚友谊。如今,行将进入老年时代的我们,共同相聚在这里,期望能很好延续黑土地上的那份深情和厚谊,共同迎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一片红
一个知青的下乡手记
42、入团受挫
眼看快过年了，好消息不断。
县商业部门到知青当中来招工，这是下乡后的首次招工，没有人争这个名额。
也许是大家都认为应该推荐最好的知青，那当然是知青点的负责人施卫疆，谁能跟他比呢？
也许是有的知青并不在乎这次招工，尽管没有人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但起码从知青中招工这种做法，让大家看到了以后的种种希望。
对被推荐了的施卫疆来说，能招工去县城拿工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他是个实在人。
临时队长老吴笑嘻嘻地对知青说：“怎么样，不要以为在农村没前途，将来招工都要从农村找人，你们就好好干吧。”
生产队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申请，会上全体通过。
但这并不算数，让我填了一张入团志愿表，并让我参加了支部会。
在会上，有个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亲至今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产生思想包袱，要正确对待群众。
我知道他们去调查过我父母的情况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怕只怕组织上对我们这样的人更有思想负担。
不好的消息也有。
知青点杀年猪时挑了头肥的，结果那头近300斤的老母猪被开膛破肚时，从肚子里流出12只小猪胎，都有尺把长了。围观的人群个个发出啧啧叹惜声。
有人埋怨杀猪的老全头：杀了这么多年的猪，这老母猪怀的崽子都这么大了，难道也看不出来？
老全头埋怨养猪的高朗：老母猪怀不怀崽，喂猪的都不知道，我能分得清那肚子是膘还是崽呀？
反正这过年吃猪肉，大家心情不会好过。
心情最不好的是我。
交了入团志愿书后，大队团总支没通过。
其他知青觉得有点奇怪：大队其他三个生产队新知青的领队都入了团，只有我没通过，倒让三个女知青入了团。
但我并不感到意外，那天小队团支部会上，已经有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母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背上思想包袱。说明他们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时，这是障碍之一。
对一个经历了家被抄过、父母被关押隔离过、至今还没个说法的孩子来说，具备这种心态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能调整过来。早两年被人指指点点骂着狗崽子不也就这么过来了吗？
我能做什么呢？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握自己：能不能批准我入团是别人的事，但坚持不坚持理想是我自己的事。
入冬后，农村里包括知青晚上睡得早，每晚我就去食堂记日记看书，那里比较安静。当然，只要看到有女知青在那里，我就会离开。
下乡后，我依然保留着中小学的习惯。那时男女同桌之间要划三八线，现在，我和女知青之间除了必要的劳动和学习外，平时也没有什么往来。其他男知青会让女知青帮忙洗衣缝被。我是一个例外，缝补洗涮从来都是自己动手，没求过女知青。也因为我的例外，女知青平时就说我“官架子太大，严重地骄傲自满。”加上邵子昂们在水库差点给我制造出绯闻之后，我更是有意避开了与所有女知青的单独接触。
可是今晚，被批准入团的李晶霞和张春芳两人，却偏偏到食堂里来找我。没等我站起欲走，张春芳便开口问我：“有没有失去信心？”李晶霞也关切地看着我。
我当然知道她们是指我没被批准入团的事，我想她们并不了解我这些年来尝到过的世态炎凉和人生跌宕，我的内心已经十分坚韧。我对“有没有信心”这样的对话感到十分没劲，但想想人家也是关心我，便掩饰自己心里的不痛快，说：“没有。”
她们想安慰我，见我冷冷的，一下子也说不上什么来了。
沉默，直到她们离开。
我确实感受到了她们为我的好，只不过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表示我对她们的感谢。
我想，大概在她们心里，又加深了对我“严重地骄傲自满”的印象，
我的沉默很快被打破，第二天，团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大队召开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时，你要代表全体青年发个言。”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除了对已经入团的知青表示祝贺，对自己的将来表个决心，我还能说什么呢？
————引自七里夫子的博客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