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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曾经在黑龙江逊克松树沟下乡的插友,我们一直纠结着那块留驻人生最宝贵年华的土地,我们非常珍视那个年月彼此间结下的真挚友谊。如今,行将进入老年时代的我们,共同相聚在这里,期望能很好延续黑土地上的那份深情和厚谊,共同迎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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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牢记,但绝不歌颂”(3)  

2015-08-09 14:22:43|  分类: 张恒瑞文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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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牢记,但绝不歌颂”(3) - 松树沟人 - 松树沟插友的博客

关于“牢记,但绝不歌颂”(3

张恒瑞

3、关于“你们既然肯定上山下乡,为什么要回城?”

这是一个很多政治庸人认为是最有力的质问句。

他们很难理解一批回城知青,还要每年聚会纪念上山下乡的岁月。正如他们无法理解当年会有一大批各城市知青自觉自愿地要去数千里外的边疆农村一样。

当年上海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有一个奇怪现象:到安徽等离上海近距离地点农村的知青,大部分需要经过再三动员,结果还总是勉为其难。可到数千里外,最边远的黑龙江边逊克县农村的那批知青,却是以义无反顾,自愿报名的热血青年为多。

加入上山下乡运动的自觉成分多,是当年黑龙江逊克县知青群体的一大特点,从而把那段知青经历看做自己人生中正能量的人也相对较多。这也是我至今看重逊克县知青群体的原因,直至今日仍然是社会上不可多得的一个群体。

当年这批热血青年自愿到这苦寒之地干什么?——干革命。

虽然那时对这个“革命”内涵的理解仍有模糊,仍显稚嫩,但目的单纯而明确:响应党的号召,当社会主义新一代农民,改造农村落后面貌,完成党交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因此而藐视边疆农村环境的艰难困苦,抛弃了个人利益得失的诸多考虑。

为什么回城?因为党的任务改变了。党否定了十多年来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开始探索另一条从社会生产关系上“退回去,补课”的道路,也就否定了知青留在农村干革命的必要意义。只能当个体农民,而且当农民意义也只是个谋生的职业。没有了为社会为阶级的整体利益奋斗的目标,失去了所投身事业的崇高意义。那当然可以选择离开。

正是那些将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意义庸俗化为仅仅是解决城市就业的措施,同时否定了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终止了农业社会主义方向上的探索道路,从而瓦解了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也就消解了知青群体在农村所具有的进步意义。这是领导层丧失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开始远离崇高,走向实用主义路线的前奏曲。

尽管我们在当时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无法准确预知其后八十年代的社会走向。但否定人民公社化道路、否定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走向分田单干的趋势还是在七十年代末期逐步显露出来。知青们即使继续留在农村也是受政策调整的大势裹挟,只能成为新一代的小生产状态的个体农民,或是成为推行分田单干政策的基层干部。无论何种前景,都完全有违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初衷,与前十年中在农村全力以赴的事业路线背道而驰。此时选择重新回城,参与城市改革进程,继续探讨新形势下的革命方向,就成为这批青年革命者的必然选择。

既然上山下乡的意义已经被全部庸俗化为仅仅是一个单纯就业选择问题,那就重新选择一下好了。从十年边疆农村艰苦中锻炼出来的一代人,还会惧怕城市职业的挑战吗?既然是上级组织自己改变了路线方针,明确宣布在农村已经没有我们需要完成的革命任务,作为战士的我们,就只能转移阵地。同时也就没有了私自逃避革命任务的纪律约束和心理负担。

也就从这时候起,在这个自身历史的转折中,我们也不再单纯是接受任务只管坚决执行的战士,带着农村奋斗过程中积累的社会政治经验,开始带着审视的目光看待那些给我们下新任务的这些人自身的历史正确性。

跟随城市改革的进程,我们又在新的阵地上开启了新一轮的实践、比较、鉴别的过程。完成着思想认识上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升华过程。

没有必要和一般庸人们去争论那些扎根农村还是返回城市等等形式主义层面的口号。当革命需要时,即使奔赴数千里之外的边疆农村坚持十年也毫无惧色,义无反顾,我们自身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有什么必要在今天的市场社会中,为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感受,却要去挣得那些只服务于资本增值目的人的承认和歌颂呢?

而近四十年来的历史也早已表明:恰恰是知青队伍中某些当年只热衷于形式主义口号,却不愿扎实地投身改造农村实践的人,十年后立即加入了对上山下乡历史的“伤痕文学”描述,滚入了对那个历史运动全盘否定的阵营。所以,政治斗争中的极左与极右派历来是相通的。

一个人参与社会政治生涯的最大悲哀不是遭受了失败,也不是被敌人仇恨,而是自以为的“新思维”最终却获取了政治对手们的欢呼拥戴,即“歌颂”。那获取的颂词,恰恰是对你自身政治品格的极大羞辱。

革命者从没必要被某种具体的谋生职业形式所束缚,更不会被那些居心叵测的庸人们的言语下套所拘束。

可以明确地告诉那些质疑的人,虽然在农村多年,可从来没想过单纯当一个仅是谋生职业的农民。尽管我们一直很认真地对待这个农民岗位,因为这个农民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的岗位。那期间,我们比后来的那些职业农民更认真地讨论和规划着农村农业的当下和未来,并尽心竭力为之奋斗。因为那就是我们所承担的具体的革命工作,那是当年的党组织分配给我们需要坚守的一个阵地,那只是一代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革命生涯中的一段成长过程。

就如同那些前辈革命者,被派往东北抗日联军工作的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一样。我们和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的社会形势不同,但领受的任务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们的知青生涯正是和这些前赴后继的革命者走的道路一脉相承。这些年来不断有好心人试图做到与时俱进,通过把曾经的革命行为披上庸俗化的外衣,来迎合今日资本原则统治下的社会口味,可越想把上山下乡运动的价值观和资本世界的普世价值和谐成一致,就会离历史的真相越远,离真理越远。

要认识“知青”这个身份曾经的正能量价值,就要回到当年知青队伍中的革命语境中,在真实的历史中反思走过的道路,紧紧抓住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这个根本,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重新认识当年参加革命的意义,重新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把我们的知青生涯的意义完全融入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革命事业长河里。

我们奔赴黑龙江边境农村,是一次自觉自愿地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的行为。在那个队伍的前列,行走着杨靖宇、赵一曼的身影;行走着雷锋、焦裕禄的身影,行走着知青战友金训华的身影。正是这些前行的榜样的力量,正是那时党对自身的道路自信,激励鼓舞着年轻的我们克服困难、无所畏惧。使我们坚信自己改造农村面貌的奋斗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参与改造农村的行动和抗日战争时期南泥湾的开荒种地的意义是一样的。能够把有限的生命和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就使得我们获得了超越个体卑微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使得我们有资格分享那些英雄先烈们创造的不朽功勋的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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